历史人物见证| 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的无畏信仰

因为长期反对希特勒而被处决的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基督教英雄人物之一。

1906年，潘霍华出生于德国一个贵族家庭。天赋所赐，他选择研究神学，并在21岁时获得博士学位。

在今后多次国际联系的第一次中，他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德国会众中工作了两年。之后，他去到美国，在一所自由派神学院学习了一年。虽然潘霍华发现这间神学院教学非常肤浅毫无吸引力可言，但对进行礼拜的非裔美国人教会留下深刻印象。他欣赏信徒们的热情，同情他们忍受的社会不公。

1931年，潘霍华回到德国，开始在一间教会授课和牧养。震惊于纳粹崛起的他从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那一刻起就公开进行反对，但他的观点并不受当时德国社会的欢迎：很多德国基督徒受到希特勒操纵性使用基督教语言的蛊惑，视这位纳粹党领袖为国家的救星。

后来，潘霍华发现自己成为了反纳粹主义的一份子。他发声反对迫害犹太人，还在希特勒要求一个教会向自己宣誓效忠时帮助创立了忏悔教会（Confessing Church），宣布它的首领是基督而非这位元首。可惜潘霍华的努力仅仅获得有限支持，于是在失望之余，他去到英国伦敦两间德语教会做牧师。在那里，他警惕地关注着德国的发展方向，与英国教会领袖们建立了重要的友谊。

回到德国后不久，潘霍华就被斥责为和平主义者和国家的敌人。1937年，他参与了为忏悔教会秘密培训牧师的工作。他也写了一生最重要的书籍之一，《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在其中批驳了被自己称之为廉价恩典的肤浅基督教：“宣讲饶恕而不要求悔改，进行洗礼而不要求教会纪律，领受圣餐而不要求忏悔…廉价的恩典就是毫无门徒训练的恩典，毫无十字架的恩典，毫无耶稣基督的生活与道成肉身的恩典。”这是一个在今天来说还是依然有效的警告。

战争已箭在弦上，致力于和平并拒绝向希特勒宣誓效忠的潘霍华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处决。此时一个逃避兵役的机会出现了，有人邀请他去往美国教书。1936年6月，潘霍华离开德国去往美国，但意识到战争期间不能离开自己国家的他又在两周内乘船回到了德国。

当战争真的爆发时，潘霍华发现自己已经卷入试图推翻希特勒的爱国德国人的圈子。为了逃避兵役，潘霍华加入了德国军事情报机构，但这个机构包括有很多反对希特勒的人。表面上，潘霍华的任务是利用自己诸多的国际教会联系为德国军队提供建议，但实际上他利用这些联系为德国抵抗运动寻求支持。

随着战争继续，潘霍华发现自己处于各种刺杀希特勒阴谋的边缘。他越来越意识到第三帝国正在释放出的恐怖，然后不情愿地得出结论：刺杀希特勒算是邪恶中较小的一个。

1943年，潘霍华与玛利亚·冯·魏德迈（Maria von Wedemeyer）订婚，但不久后自己帮助犹太人逃亡瑞士的行为被盖世太保揭发并被捕。狱中开始时，潘霍华还能写信和接待访客，后者会向他提供书籍并带走他写的著作，这其中很多都被归纳入另一本经典书籍，《狱中书简》（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1944年7月，潘霍华的狱中条件变得越发严峻了，他被送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我们对他这时的描述为：他是一个和平的人，充满着恩典和恩慈，忙于牧养和教导身边的人。

1945年春天，潘霍华的名字与一个反对希特勒的旧阴谋联系在一起，被下令处决。1945年4月9日，潘霍华被绞死，就在这个集中营解放的两周前。他最后被记录下来的话语是：“这就是人生的末途，但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始。”

在迪特里希·潘霍华的信仰中，我发现至少有四处引人注目的地方。

第一处，他的信仰表现在行动上。潘霍华本可以继续作为一个学术神学家，安安静静地写作，但相反，他坚持认为基督教必须活出来，做基督的门徒就是做事情。信仰必须产生后果：无论是做善事，还是反对邪恶。潘霍华不是一个安乐椅基督徒，我们也不该如此。

第二处，他的信仰表现在敢于上。作为第一批谴责希特勒的德国基督徒之一，潘霍华为反对纳粹主义工作了12年，知道自己可能随时都会被捕、入狱和遇害，如他最终的结果那样。特别令人记忆尤深的是，在1939年安全抵达纽约后，潘霍华又乘船回到德国。我们今天可以做些更为大胆的事情。

第三处，他的信仰表现在抗争上。面对一个具有威胁性的政府和一个默不作声的教会，潘霍华大胆说出了反对两者的话。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起身放胆说话。

最后一处，令人倍感不适的是潘霍华的信仰表现在死亡上。如他在《门徒的代价》中所写的：“当基督呼召某人时，他是将他与来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这一典型的一致性正是潘霍华所做的。

英国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西门上树立着十位现代殉道者的雕像，迪特里希·潘霍华的雕像也在那里。他是配得那个位置的。

原作者J·约翰（J John）